由「東洋」到「東亞」, 從「儒教」到「儒學」:以近代日本為鏡鑑談「東亞儒學」

篇名
由「東洋」到「東亞」, 從「儒教」到「儒學」:以近代日本為鏡鑑談「東亞儒學」
作者姓名
陳瑋芬
頁碼
201-232
DOI
摘要
  日本近代(1868-1945)使用了「東洋」、「東亞」、「東方」、「東亞細亞」、「亞洲」等詞來表達英文 “the East” 或 “oriental” 的意涵;而「儒學」、「儒教」、「漢學」、 「支那學」則是用來稱呼「儒學」這個外來思想體系的用語。這些漢字詞指涉了不 同的意義,其所對應的文明概念、及所面對的時代課題,也各有不同,它們不但烙印著近代日本認識中國的方式,也反映了研究者在觀點和方法上的歧異。由它們在使用上的歧義重重,也可知它們所蘊含的生產性尚未得到窮盡。因此本文回溯至十九世紀前半,以思想史角度來捕捉「東洋」、「東亞」、「儒學」、「儒教」論的架構及 演變。
  簡言之,「東洋」的概念在十九世紀初期主要指涉中國、日本、印度的廣域亞洲,即「東洋哲學」的論述範圍,二十世紀後此概念變得較為狹義,涵蓋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地域,即「東洋倫理」與多數「東洋文化」的論述範圍。「東亞」與「東洋文化」論都在一九二○年代間出現、論述範圍也相似,都包括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。 三○、四○年代出現的「大東亞」,則隨著日本對亞洲戰略範圍的擴大,將滿州、印度、和南洋也納入範圍。
  「漢學」在十八世紀後半已經出現,是一個因應近世後期「國學」的興盛而出現的稱呼,此預設了儒學並非日本本土的學問、思想之立場。「儒教」則在明治中期頒布〈教育敕語〉後,受到執政者及保守派漢學者的提倡,他們特別強調德教及 忠孝愛國之義,視儒教為一種教化工具,而「孔子教」也是此儒教主義的延伸。反 之,隨後出現的「支那學」則刻意與政治意識形態保持距離,以冷靜的態度追求學 問的自立性與科學性,標榜西歐東洋學(Sinology)式的方法論。
  當我們立足台灣,思索「東亞儒學」的出發點時,上述語詞所經歷的歷史變化,如「東洋」、「東亞」語詞的消逝與「儒學」、「儒教」研究在日本的盛況不再等,將帶給我們啟示。唯有跳脫近代日本「自-他」的認識架構,才能夠把真正意義上 的「他者」納入眼簾。
關鍵字
東洋、東亞、亞洲主義、漢學、儒教、儒學、支那學、孔子教、近代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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